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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长孙:努力不活在祖父阴影里

作者:沙龙官网 发布时间:2020-01-09 13:38 浏览次数:

  鲁迅长孙,周海婴长子,社会工作者、国际大型文化活动制作人,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参军,并在部队中入党。曾在东北高炮某部当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书社任职。1980年出国深造,赴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1982年赴台湾结婚,1999年返回大陆工作。

  【南都N视频 鲁迅长孙周令飞:直到上学才知道祖父是怎样的人】记者:黄茜 实习生 刘鹏波 剪辑:李琳 叶晓文 编辑:胡利超

  今年3月,周令飞和母亲马新云出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诞辰90周年摄影艺术展”上,周令飞和鲁迅先生酷肖的样貌,尤其是隶书似的一字髭,让人一眼猜出他的身份。

  周令飞是周海婴和马新云的长子,鲁迅和许广平的长孙。他1953年出生于北京,彼时父母尚就读于北京大学,周令飞随奶奶许广平一起住在大石作11号的小院儿内。周海婴乐于用镜头记录家庭生活,在“记忆星尘”展上,有一张周令飞童稚时期的黑白照,虎头虎脑的男孩被祖母抱在怀中,旁边站着慈爱的母亲,三代人言笑晏晏,满溢的幸福感。

  在周家后代里,周令飞的面容最与祖父鲁迅酷似,连父亲周海婴也说,“这是典型的隔代遗传”。然而,在周令飞的童年记忆中,许广平并未经常与他谈及鲁迅。

  虽在祖母膝下生活了十几年,但许广平于新中国成立后因忙于政府工作,无暇亲自照料,周令飞对祖母的印象,就是那一抹灯下写文章或客厅待客的熟悉身影,以及物资匮乏年月将碗里的白米饭拨给孙儿的切实的温暖。

  鲁迅去世前留下遗言,儿孙“万不可做空头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为此,周海婴以摄影为终身爱好,以电子工程为毕生职业。

  周令飞自小懂得主动规划人生,16岁参军,因从乃父那里学会摄影这一技之长而成为军中通讯员,后到《解放军画报》做摄影记者、编辑。改革开放后,他敏锐地觉知电视的广阔前景,自费到日本进修,后因情感原因赴台,一直沉浸于电视节目和演展策划这项心仪事业。

  直到1999年回到大陆,协助父亲打官司、撰写《我与鲁迅七十年》回忆录,渐渐才感觉自己的人生与祖父鲁迅相关。

  参军时,因为祖父是学医的,曾调配他去卫生所,他却坚持要扛枪打仗、冲锋陷阵;因为祖父是笔杆子,让他写文章,他说自己“肯定不会!”

  两年前,周令飞遇到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之孙,后者慨叹:“我的前半生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周令飞感同身受,原来日本人对名人后代,也以别样的眼光去看,以另一个标尺去量。

  另一方面,家中确实极少谈论鲁迅。自祖母许广平开始,鲁迅家属几十年来缄默无声,将鲁迅的所有遗物捐给国家,把鲁迅研究交与学者从不置喙。但伴随网络的肇兴,浮现出诸多对鲁迅的误读、污蔑、曲解,周令飞觉得作为鲁迅血脉的承继者,理应有一份责任担待。

  2006年起,周海婴、周令飞父子连续发表《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署名文章,以家属身份谈论“真实的鲁迅”,掀起一场全社会对鲁迅的再讨论。

  在鲁迅文化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各种文化公益事业的海报张贴满墙,周令飞事务繁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他告诉南都记者,父亲在世时,为维护鲁迅版权和肖像权,打了几十年官司。后来,父子二人把精力从维权转移到鲁迅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上。

  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周海婴最快乐的几年,周令飞说:“他感觉到现在做的这件事儿比以前更有价值。”

  ▌ 南都:在“记忆星尘”展里有一帧祖母、你和你母亲马新云在一起的照片,那会儿你还是两岁的孩子。能谈谈对祖母最早的印象吗?

  周令飞: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是躺在一张小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团旋转的扇叶,白白的墙和房顶。往右转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摇柄电话机和一盏圆弧形绿色灯罩的台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那边写字,那就是我的祖母。

  那是我对祖母最早的印象。我出生在北京,家住在北海公园隔壁的大石作11号的小院儿里,那是我祖母和我父亲花钱买的,那也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购置的住宅。

  解放以后,祖母开始做政务院的副秘书长,在中南海工作,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当时周总理交代给她的任务是统战工作。她是鲁迅的夫人,大家都尊敬她。

  父母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一个是物理系的,一个是俄语系的。北大离北海公园很远,当时骑自行车恐怕也要一两个小时。父母住校,我小时候是祖母带大的。星期天父母会回来,平常我就跟祖母以及司机、保姆等工作人员在一起生活。

  大石作的胡同非常窄,汽车开不进去。祖母经常穿旗袍高跟鞋接待外宾,要从很深的胡同走到马路边上,路上经常泥泞,衣服和鞋子容易弄脏。总理知道后,为了方便工作,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临街的小院子,在景山前街7号,那是国务院的房子。大石作的房子空下来了,祖母把它交给国务院代为保管。直到祖母1968年去世,我们在景山前街住了七八年的时间。

  ▌ 南都:鲁迅先生去世后,许广平先生因为什么原因担任了这么重要的政府职务?

  周令飞:解放以前,祖母和父亲一直待在上海,祖父逝世后两个人把全部家当搬到淮海路淮海坊的一幢租来的公寓里,在那里守护着鲁迅的遗物、手稿。后来时局动乱,1948年地下党把祖母和我父亲接到香港,后来他们跟着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到东北解放区。其间,祖母在家里出版鲁迅全集,照顾我父亲。父亲小时候身体不好,有哮喘病。

  1949年新政协成立,祖母成为其中一员。中央政府让她做政务院的副秘书长,她从那时起有了公职。直至1968年,近20年当中,她一直是国家的五级干部。

  周令飞:并没有提起。一是我还小,我跟祖母生活到1968年,也就13岁。那以前,她工作繁忙,我几乎见不到她,她也没有机会跟我提。就算有机会跟我提,她可能也想“他还小呢”,跟我提也未必记得住。

  我真正理解到自己是鲁迅的后代是在学校里。突然有一天上课教鲁迅的文章,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时,我才意识到我和鲁迅的关系,他写过这么多重要的文章。

  那时候在家里,祖母和我父亲都不太提我祖父。我想越是亲人,她们可能越理所当然觉得你总会知道。

  周令飞:也跟我说过一些事情,都是关心的、爱护的话。我是长孙,祖母对我很照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各种主食辅食都很少。祖母会有一些特别的照顾,专门会配给一些粮食和肉菜。比如大米、白面会有一些,但主要还是玉米面等粗粮。祖母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用一个小瓷缸蒸米饭,看到我吃粗粮,会把她自己的米饭拨一点给我。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能跟我说过什么话。说过的话少到让我现在觉得,每一句都特别珍贵。她对我的言传身教记忆犹新,比如使用公车带我去看急诊要付车资,比如用过的包装纸、纸绳要理好下次再用,比如待人接物要客气。我看到她的机会很少,就是早上起床、路过她的房间跟她打招呼,下课回来她不在,吃完晚饭她又到房间里去写文章,或者在客厅跟人谈事情。

  周令飞:我大弟跟我差两岁,小弟跟我差四岁,妹妹跟我差得比较多,大概有八岁。那时候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很孤单。我们经常打架,搞得家里翻天覆地。有时父母出题,周末我们表演节目,我当老大的做导演,几个孩子就去排节目,最后在全家人面前演出。

  我们住在大院里,西式改良的四合院,出于安全考虑,院子有围墙跟外界隔开。但我会经常下了课带同学到家里看连环画、玩弹子、推铁环,或者在院子里挖泥鳅,很热闹。院子里用木头钉了一个打乒乓球的桌子,那时候没有专业的桌子,我和弟弟妹妹、和我爸爸都打过乒乓球,还种玉米、种葡萄、种菜,养鸡、养猫。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

  我读的是景山学校,中宣部办的特色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一些名人的后代、军人的后代都在那里。

  ▌ 南都:你16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军了。周海婴先生年轻时也想报名参军,因为有哮喘病未能入伍。你当时为什么也做出这样的选择?

  周令飞:那个时代,我们几乎是无私、无我的。因此,当我们要走向社会的时候,选择也比较简单。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的方向有三个:工厂、农村、部队。

  我父亲的展览里有一张照片,我穿着类似军装的服装,身上别着几个像手榴弹一样的东西,拿着一把枪。我从小就羡慕当兵的,就想做一个战士保家卫国。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当兵,扛枪保卫祖国。

  所以当学校来了军代表招兵,我什么都没考虑,就冲上去报名。开始我父亲反对,说我身体不太好,不同意跑那么远去当兵。军代表也认为我是文人家庭出身,说“你吃不了苦,你没有当兵的条件”。我不服气,就在他面前表现,每天拿个笤帚到他们楼道扫地,当着他们的面吃窝窝头。软磨硬泡表决心,终于进了部队。

  周令飞:当时新兵训练完后,把我分配在卫生所,让我去学医。因为鲁迅先生以前是学医的,他的任务没完成,让我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我就跟部队大吵,我说我是来扛枪打仗的,不是在卫生所里给人看病的。吵了很久,最终把我分配在警卫排。就是每天跟长枪短炮打交道。

  我们的工作除了站岗、练武,再有就是种菜、种水稻、割麦子、养猪,我还当过炊事兵。我吃过很多苦,但那时候觉得很幸福,也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原来胆子很小,胆识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当过兵的会有非常强的时间观念,我永远不会迟到。部队锻炼对我后半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不是我祖父或祖母留给我的,但这个家庭给了我成长的空间,让我能够自由地选择、塑造自己的人生。

  ▌ 南都:我们知道周海婴先生是个摄影迷,你又是从何时开始拿起相机,从事摄影的呢?

  周令飞: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父亲的摄影一直没有停顿。经常拍完照片后,父亲就钻进暗房去冲胶卷,洗照片。他有近万张底片,所有胶卷都是他自己冲洗的。1万张照片,相当于3000多卷胶卷。在那几十年的摄影生涯里,他是不停地在拍摄。

  我经常被他拽进暗房里帮忙。他手把手教我,到当兵的时候,这一套程序我都会了。那时候有照相机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一个师只有一台照相机,没人会用。部队要写文章做报道,就让我去,“你是鲁迅的后代,你肯定会写文章”。我说我不会,但我会照相。领导说那你试试吧。所以我就照相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技之长,后来在部队做了通讯员。

  之后,我拍出的照片上了报刊,再到获奖,被《解放军画报》看中,后来被调到《解放军画报》工作,一直到1979年转业。

  周令飞:我不止获一次奖啊。比如我拍的八一南昌起义大楼。但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不少照片是摆拍的。

  也是没有办法。当时摆拍是有原因的,胶卷是很贵的。不像现在随便拿起来就拍甚至手机也可以连拍。

  比如,我们摆拍广场升旗的仪仗队,当时拍了很多组照片,仪仗队踢正步的时候腿踢上去不动,咔嚓赶紧拍。摩托车开太快我拍不下来,跟他们说开慢点。部队很配合,拍照片是战士们很开心的事,照片登报拿回家给家人看,有时候他们会说,周干事麻烦你把照片洗给我们。在那个年代,有一张照片真的很了不起。

  ▌南都:1980年你去日本留学,为什么选日本?跟你祖父曾在日本留学有关系吗?

  周令飞:1978年底改革开放,准备让大家出国留学。我祖父在清末属于第一批到日本留学的,我也很巧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去日本留学的。那时我27岁,因为当兵,没上大学,我觉得我还应该学点东西。很想出去学电视。因为摄影只是平面的,电视更有发展前途。

  当时出国学习要么是公派,要么在国外有担保人自费留学。我不是大学生,只能私人出去。当时去美国、日本留学比较热,我学的是俄文,如果从ABC再开始学,太难了。后来想,日文里有很多汉字,相对学起来比较容易。我们家有一些日本的朋友,找人担保也方便。就这样,我就去了日本。根本没想到这是走祖父的路,这是唯一可以出国留学的途径。

  周令飞:很多朋友都是内山书店的后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慢慢认识的,跟我们家一直有走动。有一位是大学教授,经济条件也不错,对鲁迅有情感,听说我要去日本,自告奋勇帮忙。

  执意去日本这件事也凸显了我的个性。当时出国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不是父母的意思。当兵也是个人的主意。我的主观意识非常强。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不到绝不会罢休。但是我会事前想好,不会贸然行动。到了日本,我想学电视,后来进了日本富士电视台。

  周令飞:不会那么敏感。日本人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不太会像国内那样用眼光一直盯着你看。当然日本人知道鲁迅的确实不多。虽然日本的中学里有一篇鲁迅的文章《故乡》,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文豪。

  前年我碰到夏目漱石的孙子,谈到作为名人后代的感觉。他当着在场的日本人说:“我的前半生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也“追星”的,只不过对鲁迅比较生疏。

  ▌南都:你因为婚姻的情况,长期生活在台湾,直到1999年才回到大陆。为何会有这个决定?

  周令飞:1999年我回来并不是为了鲁迅的事情。我在台湾做演出公司,参与做过迪士尼溜冰、太阳马戏团和星球大战的舞台表演。我非常喜欢舞台演出。1998年大上海电影院要改建,楼上有个剧场,想做一台舞台观光节目,给了高薪让我来策划制作。

  我放弃了在台湾的工作,希望做一台特别的dinner show。后来,因为经济不太好,公司关门垮了,节目没做成。结果欠了我很多工资。为了讨薪,我留在上海跟老板打官司。

  刚好那时候我父亲到上海,跟我谈到有一些鲁迅的权益受到侵害,有些商人用鲁迅的肖像做生意,希望我能帮他打官司。另外,上海的好友也希望我父亲写一个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让我协助出书,于是我就留在了上海。

  三年后我要回欠薪。其间父亲一直在跟我谈,鲁迅的权益应该维护,鲁迅的事要有人管,他年龄大了,而且学的是理工科。期望家里有人来做这件事。他觉得我是搞文艺的,劝我来做鲁迅的维权和普及工作,最终我选择留下,一干就是20年。

  此后,我和父亲常讨论当下鲁迅文化的处境。我们觉得鲁迅研究有些偏颇,过度的学院化和书斋化使得鲁迅困在了象牙塔,鲁迅和时代逐渐脱节。父亲一贯主张我们不是专家不要碰鲁迅,他认为这是学者们的事儿。我祖父去世前有句遗嘱:“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我们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我们还是有责任和使命的。

  2006年,我们写了第一篇家属署名的理论文章《鲁迅是谁?》在广州媒体上发表。过了几年又写了《鲁迅姓什么?》和《让鲁迅回家》几篇文章,都是在广东媒体上首发。

  2006年的“鲁迅是谁”成为了当年的热点大事件,我们提出了“家属版”的鲁迅认识。文章是4月发布的,到了年底突然爆发,好多记者找过来采访。我们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社会也开始重新讨论鲁迅是谁。

  鲁迅去世以来,总有些人认为家属不是研究专家,不要出声讲事儿,当好家属便好。然而,时过境迁,改革开放社会开始多元化了,舆论大环境发生了巨变,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各种声音越来越多,这时候家属提出自己的看法,是自卫也是权力。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感而发的。仔细想来,我们家属从来没有失去过发言权,讲不讲话,都是自己的选择。

  周令飞:我的工作重点从2006年到现在没有变过,就是鲁迅精神的普及和传播。我不做学术研究,只做普及和传播,就是让鲁迅活在当代,让鲁迅精神继续给我们力量。我和父亲商量,我们从维权转移到传播和普及,从打官司转移到和社会大众一起来学习鲁迅精神,从狭隘的保护私人利益到保护公众的精神利益,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打了二三十年官司的父亲,自从转变观念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过得最快乐。他多次对我说,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比以前更有价值,但任重道远,期望我们能坚持下去。

  周令飞:我和父亲研究下来,觉得鲁迅最宝贵的遗产就是“立人”。这是祖父1919年在《文化偏执论》里提出来的,原话是“尊个性,张精神”、“立国先立人”。遵从每一个人的个性,张扬本人的精神。鲁迅一辈子都在做一个“立人”的人,他要遵从内心的光耀,做一个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人。

  很多人想,鲁迅这一辈子不畏惧任何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做他自己。他在最后一刻也在做他自己。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鲁迅的最后一刻应该是很欣慰的,应该是豪情满怀的。

  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我们的文化创新、国家的壮大发展,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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